文 | CFN 金钟

2026年1月，民泰银行上海分行因10项违规行为被处以715万元罚款，这一该行成立以来最大罚单，揭开了中小城商行域外分支机构经营困境的冰山一角。事实上，据银行业内不完全统计及监管披露信息综合研判，当前超60%的中小城商行域外分支机构不仅未能成为业绩增长点，反而因业务乏力、违规频发、不良高企等问题，沦为总行的资金与管理负担。从沿海到内陆，从一线城市到区域中心城市，中小城商行域外展业的“水土不服”现象普遍存在，其背后是多重矛盾交织的必然结果。

负担具象：域外分支机构的多重经营困境

水土不服叠加竞争挤压，市场拓展举步维艰。中小城商行的核心优势源于本地深耕的地缘资源与客群基础，跨区域经营后，这一优势随即丧失，同时陷入“两面夹击”的竞争格局。一方面，国有大行、全国性股份行凭借资金成本、品牌影响力和渠道优势，在异地市场占据主导地位，对中小城商行形成天然挤压；另一方面，本地城商行、农商行依托多年沉淀的客群资源和区域适配性，构筑起坚实的竞争壁垒。

民泰银行上海分行的境遇极具代表性。作为该行仅有的两家跨省分行之一，截至2024年末，其贷款总额仅96.91亿元，较年初仅增长1.25%，远低于同期四川地区177.57亿元的贷款规模，在上海金融市场的竞争力持续弱化。即便在长三角一体化等政策利好区域，中小城商行域外分支机构也难以突围。监管数据显示，长三角地区异地城商行分支机构市场份额普遍不足2%，多数机构成立五年以上仍未能实现盈亏平衡。

地域文化与经营模式的适配性不足加剧了困境。部分中小城商行将本地小微金融模式直接复制至异地，但忽略了不同区域的产业结构、企业需求差异。例如，台州地区的小微信贷模式依赖“熟人社会”风控，复制到上海、北京等陌生人社会后，风控失效问题凸显，民泰银行上海分行贷后管理疏漏、资金用途失控等违规行为，本质上是模式适配失败的体现。

业务乏力与人才匮乏共生，经营效率持续低迷。业务规模增长缓慢、盈利能力薄弱是域外分支机构的普遍痛点。除民泰银行上海分行外，齐鲁银行异地分行表现更为突出，截至2019年6月末，其济南地区以外的不良贷款余额占全行近60%，聊城地区不良贷款率达5.18%，接近济南地区1.31%的4倍，高额不良核销直接侵蚀总行利润。

人才短板是制约业务发展的核心瓶颈。中小城商行在异地难以吸引优质金融人才，本地招聘的高管往往存在“水土不服”或履职不力问题：要么照搬总行模式缺乏本地化调整，要么为追求业绩放松合规底线。某城商行一异地支行因贷款“三查”严重不尽职被罚200万元，时任行长汲生好被禁止从事银行业工作14年，暴露出异地分支机构高管履职能力不足与责任缺失的双重问题。同时，总行派驻人才面临适应成本高、留存难度大的问题，形成“招聘难、留存难、管理难”的恶性循环。

协同失衡与合规失守，风险敞口持续扩大。总行与域外分支机构的管理协同不畅，是风险滋生的重要根源。部分中小城商行总行管控能力不足，对异地分支机构授权模糊，导致“管得过死则业务停滞，放得过宽则风险失控”。某城商行因授权业务监督检查不到位、员工异常行为管理不到位被罚款100万元，反映出总行对异地机构的监督缺位；民泰银行上海分行在存贷、票据、数据报送等多环节违规，本质是总行内控体系未能有效延伸至域外的必然结果。

金融文化缺失进一步放大了风险。多数中小城商行尚未形成成熟的合规文化与风险文化，域外分支机构因远离总行文化浸润，合规意识更为淡薄，违法违规问题频发。从信贷资金挪用、虚假贸易背景审核，到变相高息揽储、员工行为失范，违规行为覆盖业务全流程，不仅面临巨额罚款，更损害银行品牌声誉，形成“违规-处罚-业绩下滑-更激进违规”的恶性循环。

典型佐证：中小城商行域外分支机构处罚案例

近年来，监管部门对中小城商行域外分支机构的处罚力度持续加大，以下典型案例涵盖信贷、存款、票据、内控等多类违规，直观呈现域外分支机构的风险负担：

民泰银行上海分行（2026年1月）：因贷款五级分类不准确、违规通过第三方吸收存款、票据业务管理失序等10项违规，被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上海监管局罚款715万元，为该行成立以来最大罚单。

绍兴银行温州分行（2026年1月）：因考核指标不合规、未按工程进度发放贷款，被国家金融监管总局温州监管分局罚款170万元，相关责任人被警告。

烟台银行（2023年2月）：因互联网贷款业务严重违反审慎经营规则被罚，违规行为涉及跨区域业务开展。

天津银行上海分行（2022年7月）：上海分行及其分支机构存在14项违法违规行为，被上海银保监局行政处罚710万元，相关责任人被警告。

浙江稠州商业银行福州分行（2025年12月）：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及相关责任人存在6项违法违规行为，被福建金融监管局行政处罚415万元，对丁忠塔给予警告并处以5万元罚款，对陈旭英给予警告，禁止吴子江从事银行业工作5年。

上述案例中，单张罚单最高达715万元，最低30万元，且多数机构伴随责任人追责，部分高管被终身禁止从业。处罚背后，是域外分支机构给总行带来的直接经济损失、监管评级影响与品牌声誉损害，成为沉重的经营负担。

深层透视：负担形成的核心逻辑与行业共性

战略定位偏差：盲目扩张与能力不匹配。2010年前后城商行跨省扩张政策宽松期，多数中小城商行跟风设立域外分支机构，缺乏对自身管理能力、资金实力与市场需求的理性评估。民泰银行上海分行便是这一时期的产物，成立后因缺乏差异化竞争优势，在上海市场长期处于边缘地位。业界专家指出，中小城商行跨区域经营普遍存在“战略冲动大于能力支撑”的问题，在监管政策收紧后，前期扩张的隐患集中爆发。

监管政策约束：跨区域展业门槛持续抬高。2021年原银保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业务的通知》明确要求，地方法人银行开展互联网贷款业务应服务本地客户，不得跨注册地辖区展业。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进一步强调中小银行需立足当地开展特色化经营，监管层对跨区域展业的规范力度持续加大。这使得中小城商行域外分支机构既面临存量业务整改压力，又难以拓展新增业务，经营空间被持续压缩。

资源禀赋不足：难以突破竞争壁垒。中小城商行资金成本高于大行，品牌影响力有限，异地展业时难以与大行在利率、产品、渠道上竞争；同时，相较于本地城商行，其对区域产业、企业情况的了解深度不足，风控效率与服务精准度偏低。齐鲁银行异地分行不良率居高不下，是资源禀赋不足导致的风险与收益失衡，而这种失衡在中小城商行中具有普遍性。

行业评论：理性收缩与提质增效成破局关键

中小城商行域外分支机构的负担困境，是规模扩张与质量管控、战略野心与能力边界失衡的集中体现。超60%域外分支机构沦为负担的现状警示行业，跨区域展业并非中小城商行的必由之路，回归本源、精准定位才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

对中小城商行而言，首要任务是理性梳理域外分支机构布局，对长期亏损、风险高发、合规薄弱的机构果断收缩或整合。其次，需强化总行管控能力，构建适配跨区域经营的内控体系与协同机制。通过数字化手段实现对域外分支机构业务全流程监控，优化授权管理与人才派驻机制，将合规文化与风险文化延伸至每一个业务终端。同时，深耕本地市场，打造差异化竞争优势，比盲目拓展域外市场更具性价比。民泰银行在台州本地存贷款市场份额分别达4.34%和4.69%，虽不及同行，但仍是稳定的业绩基本盘，印证了本地深耕的重要性。

从监管层面看，应持续强化对中小城商行跨区域经营的审慎监管，引导机构聚焦主责主业，同时为合规机构的良性跨区域整合提供政策支持。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通过政策引导金融机构跨区域协同授信，为具备能力的中小城商行提供了合规展业的试点空间，这种“扶优限劣”的监管导向值得推广。

中小城商行的核心价值在于服务地方经济、助力小微发展，脱离自身能力的跨区域扩张只会徒增负担。唯有摒弃规模情结，聚焦本地、强化内控、提质增效，才能破解域外分支机构的负担困境，实现稳健可持续发展。